中國人權異議人士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大國崛起陰影下，長期堅持民主和人權的台灣人民，當然為劉曉波、為所有中國人權運動人士和所有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喜悅。可是，在現實處境中，同時謀求捍衛生存和民主的台灣，也不能迴避這樣到困惑：為什麼是劉曉波，不是馬英九？
馬政府對中國人權的評論，傾向以鼓勵取代負面批評。馬政府兩岸關係的主軸，是以「務實和妥協」取代「緊張和對抗」，主張台灣應該盡量避免成為刺激中共的麻煩製造者，如此作法最能帶來和平。但是，今天為什麼是長期刺激中共，以「對抗和緊張」威脅所謂的穩定和和平的罪犯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不是以「務實和妥協」取代「對抗和緊張」的馬政府？
我們無法以天真的道德理想主義迴避這個困惑。台灣不是遠在歐洲的挪威，我們每天都睡在堅持不放棄使用武力的中共政權枕邊。世界上少有人民比台灣對和平更焦慮，少有人民比台灣更知道這個苦。這是台灣的天問：如果堅持民主不會帶來和平怎麼辦？為什麼諾貝爾獎頒給「緊張和對抗」的製造者？
讓我們先正確瞭解諾貝爾基金會的意思。根據諾貝爾的遺願，和平獎應該頒給「那些為國家之間的友愛、廢除或減少常備軍、召開或者促成和平會議，做出最多或最好貢獻的人們。」諾貝爾看起來沒有提到人權。但是，事實上，諾貝爾和平獎自從在一九三五年頒給納粹階下囚德國記者奧西茲基以來，這已經是第七次頒給批判專制政府的人權異議人士。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賈格闌在昨天的聲明中說，他們委員會一直相信，「人權和和平有密切關係，這些權利是國家之間友愛的必備條件」。友愛！彼此共享基本價值，因此尊敬和喜好彼此的人格，以此為基礎的友愛的國際關係。這是諾貝爾基進又前瞻的想法。
友愛是政治中，最倚賴、也是最濫用的情誼。國家建立的初始原因，是為了確保成員各種需求的充分自足，免於外敵侵犯，也因此，國家的建立初始，就在切割敵友。如果國家講友誼，是講不辨對錯的同胞內部間的忠誠，即使你的同胞錯了，你也要在同胞情誼的意義上繼續友愛他，如同你不會因此不愛你的家人一樣。相對地，國際關係講的不是友愛，強調的是獨立、平等、自保、自決、利益和競爭，以及以這些追求為基礎的國際法秩序、和平和合作關係。
即使是對國際和平思想影響深遠的康德，他的永久和平論也不訴求友愛。康德如果還在今日，相信他也會和諾貝爾委員會一樣把和平獎頒給人權運動者。因為他相信每個國家民主化自然會帶來國與國間的和平。康德的理由是民主討論可以讓公民更正確瞭解自己的利益，因此更不會發動戰爭。他所訴求的仍然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友愛，而是啟蒙的利益間的合作。
事實上，康德的推論在全球化的當代，面臨了許多困難。全球市場釋放的力量前所未見，不定時的金融危機、國內和國際間財富迅速擴大、資源和環境不平等引起的國際衝突，都超出了國家和民主公民的控制能力。
這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或許，我們人類終於開始第一次迫切地需要國與國之間的友愛。然我們需要的是民族主義這樣的友愛嗎？或許不是，因這些友愛，只是以無法延伸的團塊間的競爭取代國家競爭，還是無法超越傳統的國際典範。或許，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亞理斯多德的政治學中談到的真正的友愛；我們所以真心喜愛朋友，是因為朋友的人格為我們所敬愛。劉曉波得獎的啟示，或許很單純：如果兩岸的和平以國際和平為念，我們該不間斷地去談和實踐，兩岸彼此對全球基本價值的共識，並以此贏得雙方真正的友誼。但是我們準備好這無可避免會帶來的「對抗和緊張」的暫時代價了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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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中央研究院 陳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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