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諦”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的擴大，“二諦”理論也傳入了中國。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問題。中國佛教史上論及“二諦”的僧侶或宗派很多，此處僅討論一些較顯著的。
如上所述，“二諦”理論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後才變得顯著或突出起來的。佛教在中國最初真正引起思想界重視的是大乘的般若學，而“二諦”理論是般若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較早出現的一大批般若學者，大多討論“二諦”問題，僅東晉和南北朝時期就可列出不少人。如慧遠、支道林、法開、道一、道邃、僧肇、寶亮等有關於“二諦”的論述。這些人對“二諦”的解釋多是依照他們印度傳來的佛典（主要是般若中觀系統的佛典）中有關論述的理解展開的。具體來說，主要是圍繞“空”或“有”的觀念展開。他們對“二諦”的解釋與印度原有“二諦”理論的距離一般也隨他們對“空”、“有”問題的見解與印度般若中觀系統的有關論述的距離而定。總起來說，在東晉南北朝時期，對“二諦”的解釋極多，也很難說的有哪一種觀念受到了當時佛學界的較一致或基本上肯定。這裏需要提及的是在“二諦”理論方面影響稍大一些的所謂梁代的“三大法師”（即開善寺的智藏、莊嚴寺的僧ｍíｎ＠②和光宅寺的法雲）。三大法師繼承和發展了小乘佛教特別是《成實論》的一些基本觀念，他們的理論特色是側重從“理”和“境”方面來解釋“二諦”。他們一般認為，無論是“真諦”還是“俗諦”都是指“理”和“境”來說的，世間人認識到的真實為“俗諦”，而出世間人認識到的真實為“真諦”，真俗二諦是相關聯的，都是在同一境上所見之理，只是見有不同，二諦應當統一起來。三大法師的觀點雖有一定的印度佛典的理論根據，但他們卻多少有些把“境”執為實有的傾向，沒有達到印度般若中觀系統和後來中國三論宗所主張“無所得”或較徹底的“空”的觀念（參考呂徵著：《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第131—132頁）。進入隋唐之後，中國形成了一些較有影響的佛教宗派。各宗學說一般也都涉及“二諦”理論，但論述較多的是三論宗和天臺宗。
三論宗的代表人物吉藏就極為注重“二諦”問題，曾專門寫過《二諦章》和《二諦論》等。在其主要著作《三論玄義》、《大乘玄論》等中也有這方面的論述。吉藏曾在《三論玄義》、《大乘玄論》等中也有這方面的論述。
吉藏曾在《三論玄義》中批駁過“毗曇”（有部等）的“二諦”觀念。認為“毗曇”是所謂“喪圓旨”，即“雖知俗有，不悟真空，既惑真空，亦迷俗有，是故真俗二諦俱並喪。”（大45／2，3）既然“毗曇”是“真俗二諦俱並喪”，那麼按吉藏的觀點，真二諦應如何來解釋呢？
大《大乘玄論》卷第一中，吉藏說：“（其）他（派或人）但以有為世諦，空為真諦，今明：若有若空，皆是世諦，非空非有，始名真諦。三者，空有為二，非空有為不二，二與不二，皆是世諦，非二不二，名為真諦。四者，此三種二諦，皆是教門，說此三門，為令悟不三，無所依得，始名真諦。”（大45／15）此處，吉藏對“二諦”的解釋明顯是要強調無分別的觀念。理論形式（四重二諦）雖與般若類經和中觀派有差別，但基本思路在般若中觀系統中就有表現。前面已經說過，般若類經中對“第一義諦”的解釋很多，主要的可概括為兩種，即“性空”和“無分別”。吉藏的說法與後一種解釋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吉藏將“二諦”的說法分為幾重，並對三重逐次進行否定，無非就是要表明：即便是講說佛教的重要義理，其表述形式由於採用了言語觀念等，因而就不可能不偏執。只有對各種言語觀念等進行不斷的否定，才是實行“中道”。否定三重二諦說只是表明其“無分別”或“無所得”觀念的一種手法。“無分別”或“無所得”的觀念也就是“中道”的思想方法。因此，可以說吉藏的“二諦”理論是在般若中觀系統基本觀念（強調“無分別”或“無所得”觀念）的基本上對傳統“二諦”理論在形式上的一種發展。其基本特徵是一種所謂“言教二諦”，即認為無論是“真諦”還是“俗諦”都是佛的方便說教，都不能執著
天臺宗對“二諦”問題也極為重視，有不少這方面的論述。如智＠③在《四教義》卷第二中說：二諦有二種：一者理外二諦，二者理內二諦。若真諦非佛性，即是理外之二諦；真諦即是佛性，即是理內二諦也。”（大46／728 ）智＠③在這兩種二諦之下又有“相即”和不相即”等細緻的分類，分別來解釋藏、通、別、圓四教（詳見智＠③《四教義》卷第二，並參考吳汝鈞編著《佛教大詞典》，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5年，第26頁）。天臺宗雖然在其“二諦”的具體理論的細節上提出了許多印度佛典中所不曾提到的觀念，但在基本思想上仍是以印度般若中觀系統的思想為指導，特別是以“中道”的思想為指導，強調不僅要堅持“空”而且要重視“俗諦”，根據真俗“二諦”中所包含的不同意義或關係來解釋其理論體系的不同組成部分。使“二諦”理論有機地融入其總的理論體系之中。天臺宗的“二諦”理論從類型上說也是屬於所謂“言教二諦”，正如智＠③在《四教義》中所說的：“今明真俗說為諦者，但是方便，非實諦也”（智＠③《四教義》卷第二，大46 ／728）。
除上述兩宗外，慈恩宗等亦有不少關於“二諦”的理論（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5、46頁）。而且，即便是三論宗和天臺宗，不同思想家，甚至同一思想家的不同著作，對這一理論的敍述亦有差別，不止以上所述。唐朝之後，中國佛教思想家當然還有這方面的論述，但就其重要性或影響的程度來說，已不能與唐朝及前相比了。
四、“二諦”理論在佛教發展史上的主要作用和歷史意義
佛教的“二諦”理論之所以在歷史上受到許多著名佛教思想家或佛教派別（宗派）的重視，與其在佛教發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有極大關係。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二諦”理論起著一種緩和佛教學說與世俗社會觀念衝突的作用。或者說，“二諦”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佛教徒既要堅持佛教的出世性，又不得參與世俗生活（對其有所肯定）這二者間的矛盾。佛教是一種宗教，而宗教就有強調出世的特性，但佛教徒又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否定現實世界再徹底也只能是在口關頭上。而在實際上，離開了現實生活，離開了對人最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佛教徒是不能生存的，佛教是不能存在的。因而，佛教徒在堅持宗教的出世性和不得不參加與世俗生活（對其有所肯定）方面存在著矛盾。而“二諦”理論恰恰是調和這種矛盾的有力工具。根據許多佛教思想家的“二諦”理論，堅持出世性，如否定世間現象的實在性，是“第一義諦”；而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種方式）肯定世間現象的實在性，是“俗諦”。二者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