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網 日期:2012/02/19  

          尊貴法尊法師

 

法尊法師自述

法尊俗姓溫,河北深縣人,一九○二年生。在俗時僅讀小學三年,文化很低。一九一九年,因家境困難,到保定府學做皮鞋。因長期患病,學業無成,與一九二○年春末,厭世逃往五台山出家,投玉皇廟瑞普(法名覺祥)師座前落發,法名妙貴,字法尊,即在廟隨眾勞動。早晚學習念誦功課。

是年秋,大勇法師、玄義法師等路過本寺,遂請勇師講開示,勇師即日略講《八大人覺經》,次又講《佛遺教經》,遂對聽經發生興趣。

一九二一年春節,廣濟茅蓬打念佛七,我去參加,七後即住在茅蓬參學。是夏聽大勇法師講《彌陀經》等,又聽遠參法師講《梵網經》,對經論中的名相有了點粗淺的理解。

是年秋,太虛法師應北京佛教界邀請,在廣濟寺講《法華經》,大勇法師要到北京聽經。是年冬,法源寺道階法師將傳戒,我要到京受戒,遂跟隨大勇法師到北京,禮謁了太虛法師,聽說準備辦武昌佛學院,予請入佛學院學習,蒙太虛法師面許。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後,即隨傳戒諸師到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學習傳戒法。

一九二二年夏,在寶華聽講《天台四教儀》,兼閱《教觀綱宗》等,對天台教義,略有所知。冬初,聽說武昌佛學院開學,遂下寶華山前往武昌。在佛學院先學《俱舍頌》、《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論述。次年則聽講"三論"、《解深密經》、《文殊般若》及《成唯識論》等大乘空有兩宗的要典,又聽了《密宗綱要》等。對于大小顯密得到了一個輪廓認識。

一九二三年冬,大勇法師由日本回國,在佛學院傳授十八道,余亦預其法會,學了文殊修法。

一九二四年,大勇法師在北京籌辦藏文學院,準備學習西藏所傳的教法。是夏武昌佛學院畢業後,我即回北京參加藏文學院,進學藏文。

一九二五年,太虛法師在北京中山公園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又在藏文學院講《攝大乘論》,余均預法會。是年初夏,藏文學院全體出發進藏,路經武漢、宜昌、重慶,後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打七。秋初下山,因無走山路經驗,下山急跑,將到山腳時,兩腳已寸步難行。抵達萬行莊時,已日沒很久,次早起床,足不能履地,在莊上休息數日,始返嘉定烏尤寺。

在萬行莊休息時,見室堆有大藏經,遂翻閱律藏數卷,到烏尤寺後,遂借閱《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同時為加緊學習藏文,手抄《四體合璧》一書中之藏漢名詞(世俗語)四冊,又抄日本出版的《四體合璧翻譯名義集》中漢藏文名詞(佛教語)四冊,作為隨時參考的資料。

是年冬,經雅安,越大相嶺到康定,住安卻寺,特請一位邱先生教藏文,前在北京藏文學院教藏文的充寶林先生,即康定充家鍋莊人,是康定跑馬山慈願大師的弟子。舊歷年底,充先生亦回康定。

一九二六年春,大勇法師,朗禪法師和我同上跑馬山,親近慈願大師,先學藏文文法《三十頌》、《轉相論》、《異名論》、《一名多義論》、《字書》等關于藏文的初級書籍。次學宗喀巴大師講的《必芻學處》、《菩薩戒品釋》、《菩提道次第略論》等佛教正式典籍,為學習藏文佛學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一九二七年,大勇法師率領一部分同學支官差進藏,我和朗禪法師則搭商人拉噶倉騾幫進藏,抵達甘孜時,西藏政府來信阻止漢僧進藏(當時康藏有隔礙,疑心我們是政府派遣的,所以阻止)。我們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學經了。

我在札噶寺依札噶諸古數年,初學《因明入門》等書,次學《現觀莊嚴論》(參閱各家注疏)、《辯了義不了義論》,聽受了札噶大師的著述和許多傳記文類。我在這期間內,試譯了宗喀巴大師的《緣起贊》並略加解釋。摘譯了《宗喀巴大師傳》和《阿底峽尊者傳》,俱在《海潮音》上發表。還譯了幾種小品教授,今已遺失。

一九三○年(記不準了)春,到昌都親近東格什,適值傳金剛蔓論法會,受該論中四十多種法。夏季學了一點聲明知識(可惜未學全),秋後隨安東格什進藏,冬季抵達拉薩。

一九三一年以後,依止安東格什,學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論》、《入中論》等。又在此時,開始譯《菩提道次第廣論》,是時漢藏教理院已成立,太虛法師多次來信催促我回來教學,遂結束學業。

一九三三年冬初,離開拉薩,搭商幫,往印度,準備由海道回國。在印度期間朝禮菩提揚、波羅奈斯、拘尸那等聖跡後,又往尼泊爾朝禮許多聖跡。

一九三四年春,到緬甸仰光,朝禮大金塔,住到初夏,乃乘輪經檳榔嶼、新加坡、香港,六月間抵上海,到寧波育王、雪竇,謁見太虛法師,匯報數年來學法的經過。次回上海,到南京小住,安欽大師為南京諸信士傳吉祥天女法,邀余代譯語。次到北京,回俗家一望。是夏安欽大師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傳法,余為譯語。仲秋乃經武漢,入川到重慶漢藏教理院,擔任了教學工作兼管理院務。是時繼續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為同學講授。又舉《必芻學處》、《菩薩戒品釋》等。

我原想迎請安東格什來內地宏法,以便學習一切未學到的教理。但迎請大德必須有足夠的經費,而籌此費用,亦非易事。是年年底會見了阿旺堪布,彼邀我到成都講經,以便籌款。時有胡有章居士到漢藏教理院,亦極力勸我去成都講經,為迎師籌款為宜也。

一九三五年夏,應阿旺堪布之邀,遂赴成都,先為阿旺堪布譯語,講頗章喀大師所造之《發願文》。次講宗喀巴大師的《緣起贊論》。籌集了迎請安東格什的路費。秋季,即再度進藏。冬季到拉薩,但因緣不具,不久安東格什圓寂,我數年計劃全成泡影。世法如是,無可奈何。

一九三六年,依止絳則法王學法,聽講《必芻戒》(德光論師的律經)、《俱舍論‧隨眠品》等,是年在拉薩翻譯《辯了義不了義論》及《釋》,《菩提道次第廣論》及《密宗道略論》,在武昌出版。秋後仍繞印度由海路回國,請回《藏文大藏經》和宗喀巴師徒的著作等。

這年在西藏聽了許多反動宣傳,我對共產黨的政策一無所知,懷有仇視心理。這在《我去過的西藏》一書中暴露得很明顯。回漢藏教理院後,繼續作翻譯與教學工作。翻譯了《現觀莊嚴論》,並加以略釋。

一九三七年夏,到武漢,準備到北京參加安欽大師傳法的法會。因"七七事變"未果。秋後請太虛法師一同入川,在漢藏教理院講學。是時承太虛法師囑,遂翻《密宗道次第廣論》,後由北京菩提學會印行。

在抗日戰爭期間,除在漢院講學外,還編寫了《藏文文法》、《藏文讀本》,翻譯了《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等。又受東本格什囑托,將《大毗婆沙論》二百卷譯成藏文。又為講授西藏的佛教歷史,編寫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寫《藏文課本》八冊,《常識課本》六冊,並未出版。一九四八年暑假後,余將漢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師和開一法師等負責辦理,遂到成都講經,並加緊翻譯《大毗婆沙論》。一九四九年夏譯完,將譯稿運往康定交格桑悅協保管,完成這件大事,不負東本格什之所托也。

一九四九年冬,四川解放後,我非常想家,因為多年來戰火連綿,尤其我的家鄉是日寇掃蕩區,不知家中尚有人否,所以歸心很切,急想回去看看。在舊歷臘月初離開成都,經重慶、漢口、石家莊,一路很順利,臘月底到家,幸老母尚健在,全家也粗安,不勝喜慰。在家住了月余,並探望了各處親友。

一九五○年春,我來北京菩提學會參加了翻譯組,替民委翻譯文件。是冬,正果法師來京和我商議把漢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處事,我完全贊同。遂將漢院交給政府,漢院的師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漢藏教理院也就結束了。直到一九五四年間,翻譯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等,又將卻扎編的《藏文辭典》譯成漢文。又譯出《五次第論》和寧瑪派的《七寶論》。

一九五五年,為佛教百科全書撰稿十余篇。辭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秋,中國佛學院成立後,任佛學院副院長,兼講授佛學課程,譯了《四百論頌》、《入中論略解》、《俱舍頌略解》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學院解散後,我被打成黑幫,參加體力勞動。一九七二年,解除黑幫名義,恢復自由。一九七三年後,患心臟病,養病至今。

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原載《法音》1985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