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佛及其圖像考察
  

西藏研究  作者:楊清凡
  

[摘 要]五佛思想是密教金剛乘的根本宇宙觀,五方佛體系的最終形成也標誌佛教神系的完備和系統化。然而五佛體系的完善定型經歷了複雜的演變,圖像的變化也反映出密教哲學思想的發展,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五佛的演變進行簡單梳理,並對五佛組合、五佛形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圖像進行分析,指出五佛圖像變化與密教瑜伽部、無上瑜伽部的發展密切相關。
  [關鍵字]五方佛;圖像;演變;瑜伽部;無上瑜伽部
  [中圖分類號]B9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0003(2007)02-031-06
  五佛五智是密教金剛乘的根本哲學思想,並構成了金剛乘的基本結構體系;從神佛系統來說,五方佛或日五智如來的最終形成也標誌著完備豐富的佛教神系的建立和系統化。不論在宗教哲學上,還是神佛體系以及其圖像表現上,對五方佛的相關概念及歷史上的變化予以梳理,無疑十分重要。筆者不揣淺陋,貿然問津這一深奧複雜的課題,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五方佛概說
  印度佛教發展到大乘佛教時期,突破了小乘佛教一時一佛的思想,擴展為無限時間、無限空間都有不同的佛及佛國存在的眾神思想,但日益豐富的佛教眾神並未被系統化;密教出現後,方以五方佛為核心納入佛教諸神和外來神祗,建立了理性化、系統化的神系。
  五佛(the five Buddhas,藏,又作五方佛、五智如來、五智佛、五聖,或稱五禪定佛(panca dhyāni-buddhāh),指密教中以大日如來為首的五尊佛,有金剛界五佛與胎藏界五佛之別。(一)金剛界五佛,即毗廬遮那(梵Vairocana、阿岡、寶生(梵Ratna—sambhava,、阿彌陀(梵Amitabha,)不空成就(梵Amogha-siddhi),居於金剛界曼荼羅中央之五解脫輪。(二)胎藏界五佛,謂大日、寶幢、開敷華王、無量壽、天鼓雷音。即胎藏曼荼羅中台八葉中之五佛。在藏傳佛教密教中,基本是以金剛界五佛為核心,本文所探討的也僅限於金剛界五佛的相關問題。
  瑜伽部密教的中心經典《初會金剛頂經》(別稱《真實攝經》,Tatt-vasamgraha,原本或成書於7世紀末之南印度)中,首次描述了以大日如來為中尊的五方佛及各自的身色、真言、印契、曼荼羅。無上瑜伽部密教經典《秘密集會怛特羅》(Guhyasanlaja Tantra,也作Tathagataguhyaka)又明確了五方佛各自的明妃。隨著密教思想的發展和完善,五方佛又與五蘊、五智、五大等相結合。五佛均不下到凡俗世間,住於涅槃中,代替其行使世間職責的為相對應的五方菩薩。關於五方佛的上述特性,不再引證經文一一描述,可歸納簡表如下:
  五方佛各居於中、東、南、西、北不同方位的佛國中,各自擁有自己的菩薩、明妃、護法等眷屬,組成五個次佛國系統(梵Kula,the Buddha Family,漢意譯為“部族、家族”);五個次佛國系統又組成一個完整的佛國神系,數量龐大的佛教諸神及外來神祇被系統地納入這一神系中。五方佛被賦予不同的神格(宗教特性、功能),分別作為五佛部族的部尊,並成為五部諸神之父,五佛部族的成員作為其“法子”也具有相同特性,如阿閦佛為金剛部部尊,具有破壞威猛的特點,許多護法神和本尊神都被視為其派生;寶生佛為寶部部尊,具有財富神的特性,寶部族中的諸神也有具有相同神格;阿彌陀佛為蓮花部部尊,佛教中的壽神多與此尊有關,如度母等。據成就法的描述,在五佛部族成員的圖像特徵中,其寶冠、髮髻中常有表現所屬部尊形象的“化佛”出現,以此表明其領屬關係。①(注:印度的佛教藝術史學者B.巴達恰利亞B.Bhattacharyya在對梵文本《成就法鬘》整理的基礎上,著《印度佛教圖像志——基於<成就法鬘>及其他相關密教儀軌文獻》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Based onthe Sadhanamala adn other Con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Calcutta;1924.),該書以五佛為系統,將眾多菩薩、女神、護法納入五佛化身體系,對各密教尊神的描述中多引《成就法鬘》原文。
  二、五方佛的演變
  從無限時間、空間存在多佛國思想到系統的五佛宇宙觀形成,期間經歷了漫長、複雜的演變過程。雖然在流傳下來的許多佛教經典中都記載有不同空間方位的各佛名號,但佛經的浩繁、佛名的不一,使得對這一演變過程進行詳細、清晰的梳理仍十分困難。
  日本學者松長有慶博士曾對密教五佛的成立和展開作過研究,認為:以大日如來為首的密教五佛,是直接依據自《金光明經》(大正藏NO.663)、《觀佛三昧海經》(大正藏No.643)兩經中所說的四佛,即東方阿閦佛(其佛國為妙喜國土)、南方寶相佛(歡喜國土)、西方無量壽佛(極樂國土)、北方微妙音佛(蓮花莊嚴國土),此二經的四佛思想,來自從空間方面擴大解釋佛陀的多佛思想,或者是伴此而起的多佛國土思想;其後,經過《一字佛頂輪王經》和《不空索神變真言經》等的過渡經典,直到《大日經》,出現解釋法身的大日如來,多佛思想乃轉變成統一的宇宙觀;這種傾向,完成於瑜伽部密教的中心經典《初會金剛頂經》(別稱《真實攝經》),最終形成以大日如來為中尊的五佛(即大日、阿閦、寶生、阿彌陀、不空成就)的密教世界。[2]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五佛,在密教經典中還存在不同名號的組合,如《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唐善無畏、一行於725年梵譯漢,後由空海傳入日本,成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主要經典),此經以大日如來為中心佛,其餘四方佛為:東方寶幢如來(Ratnaketu)、南方大勤勇如來(Samkusitarāja)、西方無量壽、北方不動佛。[3]但在金剛界瑜伽部密敦五佛中,通常是以《初會金剛頂經》及相關經軌所載為准。
  以五佛為部尊而形成的五佛部族(或家族),在各自部族的系統化上似乎也有先後。英國學者大衛·斯內爾格羅夫(David L.Snellgrove)研究認為,佛部、蓮花部、金剛部是較早明確的部族,例如較早的密教經典《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這部經典卷帙浩大而複雜,因此無法從中獲得非常清晰的各種佛“家族”的闡釋,但是,其中明確闡釋的三個部族即佛部、蓮花部、金剛部,而且即使在後期五佛部族組合中,這三部也在佛教密教傳統中得以保持自身;關於後加人的寶部和羯磨部,更為可信的解釋是這兩個部族收集了未被包括在早期三佛部族組合中的神和生靈。[4]
  無上瑜伽部密教出現後,在思想上導入五佛與“五蘊、五煩惱”相應,此外明確規定了各尊的明妃,更具威懾力的金剛部部主阿閦佛取代神格較溫和的佛部大日如來,成為曼荼羅的中尊,以怒相護法神為主要特徵的金剛部神眾數目遽增。約10世紀前後,為了與中亞、西北印的伊斯蘭勢力相抗衡,在對佛教多神、伊斯蘭教一神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以本初佛思想為中心的時輪乘在中、東印度弘通,[5]在五佛之上,發展出一個總括五佛的佛,此佛不依存于其他,于本初之時既已存在,故稱“本初佛”(Adi Buddba)。本初佛理論在印度尚未成熟,12世紀末,印度佛教就已衰亡。本初佛思想曾傳播到尼泊爾、中國西藏,由於傳播的時期及系統不同,西藏各教派並沒有接受統一的本初佛,通常作為本初佛的有以下三尊:金剛薩埵(梵Vajrasattva)、金剛總持(梵vajradhara)、法身普賢(梵Samantabhadra,),如噶舉派、格魯派以金剛總持為本初佛,寧瑪派則為法身普賢,噶當派以金剛薩埵為本初佛。[6]
  三、關於五方佛的圖像考察
  五方佛的圖像表現,從造像組合上看,通常為五佛成組出現;某些情況下也可見到各佛單獨的圖像,各佛單獨出現(但有自己的協侍)的情況常見於唐卡作品,這時此佛一般屬於五佛系列唐卡作品之一,由五幅唐卡共同組成曼荼羅。在相同風格、時期的唐卡中可能會幸運地發現其同組作品,國外許多博物館的藏品中不乏此例。從佛像的身相(造像樣式)上,則有如來相(佛裝)、菩薩形(菩薩裝)佛造像兩類。
  (一)五佛組合的表現形式
  五佛組合圖像基本呈兩種排列方式:一為傳統的曼荼羅中心的五佛環形構圖,一為五佛成排橫列,大概是五方環形的變通形式。兩種排列方式具體為:
  五佛圖像的常見藝術形式有建築、雕塑、繪畫幾類。五佛橫列構圖主要見於繪畫、雕塑(泥塑、木雕的五佛冠,經書板),繪畫中保留下來的經典作品如14世紀夏魯寺南配殿(甘珠爾殿)、北配殿(三門佛殿)的兩組壁畫。五佛環形構圖是金剛乘五佛宇宙觀的形象表現,其性質屬於曼荼羅,在實際表現中有立體曼荼羅(五佛組合佛塔,雕塑構成的曼荼羅)、平面曼荼羅(是立體曼荼羅的二維表現形式,主要為繪畫)。
  五佛組合佛塔在實際情況中,四方佛皆以雕塑形式分置塔外四壁的龕中,各朝一方,多數情況下被妝以各自的標誌性色彩,窣堵波的塔身就代表其他四蘊之總、中央的大日如來,8世紀波羅王朝早期、約當金剛乘初創之時,建于那蘭陀寺的窣堵波就是典型代表。不過,在尼泊爾,大日如來也作為偶像之一出現,並位於塔之東北面,阿閦佛和不空成就佛之間。在建造這種四壁塑四佛的佛塔過程中,漸漸演化出一種新的建築形式——五塔(金剛寶座塔),即金剛界五佛同居於一個方形寶座上,一塔居中高大,四塔分立四隅且稍小。[7]金剛寶座塔原型為印度菩提伽耶大塔(應建於7、8世紀),隨著印度密教東傳曾進入西域,吐魯番交河塔林(7、8世紀)應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金剛寶座塔,[8]中國後期的金剛寶座塔則基本上是在藏密理論基礎上建立的。就西藏的情況而言,似乎不見上述這種四壁塑四佛的佛塔,金剛寶座塔的形式也不見於實際建築物,僅有傳世的菩提伽耶大塔雕塑模型。筆者認為,西藏應該也存在五佛組合佛塔,但形式不同於以上兩類。西藏保留下來的後弘初期佛塔大部分未經發掘,內部情況不明,但從西藏西部的一些佛塔遺址中可知,這些外表不起眼的小佛塔(有的是開放的過街塔)內部一般繪有壁畫,有的佛塔內部四壁和天頂的壁畫實際就構成一個五佛曼荼羅,例如阿齊寺夏絨佛塔(Alchi,Sharong chorton)、桑斯嘎爾過街塔(Ichar,Zallgskar,14世紀晚期、15世紀)。[9]
  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五佛體系的形成,標誌著密教瑜伽部的興起,主要包括了那些與傳統大乘教義關係更為緊密的密續(怛特羅),因此更易為中國中土和日本接受,約8世紀抵達中國,在唐密、東密中流行,在敦煌也很繁榮。在西藏西部10~12世紀的早期寺廟裏,也是以此傳統為主流。12世紀晚期、13世紀早期,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五佛體系發生變化,阿閦佛取代大日如來成為五佛曼荼羅的中尊,大日如來轉居東方。第二個組合更注重怒相神如喜金剛(Hevajra)、勝樂金剛(Cakrasamvara)、密集金剛(Guhyasamāja)、時輪金剛(Kālacakra,藏),屬於無上瑜伽密支系,尤其流行於西藏,雖然在中亞和中國中土也有少量怒相神的藝術表現。有的學者認為:“儘管這類曼荼羅經常在注疏中被提及、描述,但似乎並不常以圖像表現,因此它可能主要是一種與怒相神(如喜金剛Hevajra、密集金剛Guhyasamāja等)曼荼羅有關的理論體系。此種曼荼羅見於這些密續的描述中,但我們所見到的圖像並不是一尊居於中央的阿閦佛,而是喜金剛(Hevajra)、密集金剛(Guhyasamāja)等,後者被認為是阿閦佛的化身。”[10]
  (二)五佛的形像
  T.S.麥克斯韋爾(T.S.MaxwelI)對五佛組合的研究認為:“五佛形像的傳統造型僅僅是五位元佛陀的形象,身著普通袈裟,五佛之間僅以手印相區別;密教五佛與早期印度大乘佛教雕塑中佛像的區別也僅僅在於藝術風格的變化。那些不可見的、但卻是最大的區別在於大乘、密教兩個體系所賦予它們的神學、儀軌背景。”[11]印尼婆羅浮屠大塔(stupa at Borobudur,750~799),尼泊爾西阿育王塔(Western Asokan stupa,Pre-Licchavi時期,西元前4世紀~西元3世紀)、斯瓦揚布納特大支提塔(Swayambhu Mahacaitya,Licchavi時期,4~9世紀)等早期佛塔四面壁龕中的各方佛塑像,確實僅為身著袈裟、手結不同印契的佛陀像。[12]
  五佛手印的最終定型是一個複雜變化的過程。早期佛陀圖像中較常見的手印為右手上舉施無畏印(abhaya)、禪定印(samādhi)、轉法輪印(dharmacakra-pravartana)、觸地印(bhumisparsamudra)。其中後兩種手印可與確切遺址上曾發生的佛陀事蹟相關:轉法輪印無疑尤其應與鹿野苑(Sarnath,薩爾納特)有關,經典載佛陀在此初轉法輪,儘管此種造型的圖像似乎最早出現于犍陀羅;觸地印佛陀像,即表現釋迦牟尼降伏眾魔軍、證得菩提時,以右手下垂觸動大地召請地母神作證,這種手印似乎應該源出菩提伽耶(Bodhgayā),在東印度這種造型的佛陀圖像也確實很多。在後來的密教時期,這些不同的手印成為五方佛標誌性手印的原型,但根源上它們都代表釋迦牟尼的不同特性。[13]在對西藏西部10世紀晚期到13世紀早期遺址中的泥塑佛像進行考察分析時,可以發現五方佛手印的複雜不一,尤其中尊大日如來的手印,大致可歸納為三種,即禪定印、智拳印、轉法輪印,再與大日如來的幾種身形(一面、四面、四尊合一;二臂、四臂)相配伍,衍化出無限複雜的大日如來像式,其原因大概在於不同像式的曼茶羅所依據的本續或本續的注疏不同。也正是由於歷史進程中五佛手印曾存在多樣性,才出現了晚期佛教徒按照後來定型的圖像志標準擅自改造早期圖像的行為,如西藏西部上金瑙爾地區恰讓(Charang,Upper Kinnaur)附近的讓日澤(Rangrigtse)寺中一木雕大日如來像,雙手禪定印、結跏趺坐於雙獅須彌座,晚期佛教徒無視座騎特徵,僅依據後來阿彌陀佛結禪定印的手印特徵,擅自將此禪定印大日像塗成紅色,說明目前此像是被作為阿彌陀佛來崇拜的。同樣的例子也見於塔波寺內殿(Tabocella)。[14]
  密教五方佛的身色、手印、乘騎(台座)等圖像因素最終於何時完備也許不能說清,但這個過程無疑與8世紀以後成就法在印度的發展密切相關。修習密法者在心中觀想某一位本尊與己無二,以此獲得成就(siddhi,悉地)而成為成就師(siddha,悉達),此種修習方法即為“成就法”。為觀想本尊形象,須對其圖像特徵細化明確五方佛的圖像因素由此完備形成體系,具體參見上文列表,不再復述。此外,大約與這個過程相當,菩薩裝的五佛日益流行。雖然我們尚不能確指寶冠佛與菩薩裝佛像性質相同,但菩薩裝五佛的盛行,與後笈多風格(Gupta style,4~6世紀)向波羅風格(Pala Style,8~12世紀)過渡時期大量湧現的寶冠佛和裝飾佛之間應當存在緊密聯繫。
  (三)藏傳佛教五佛圖像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最後,對藏傳佛教體系中五佛圖像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略加闡述。
  其一,上文曾提到,由於頭面、手臂、手印的不同,大日如來的身形或許是五佛中最複雜多樣的,圖齊教授在對西藏西部、中部大量遺址進行考察後,又參考了不少記述大日如來各種曼荼羅及其儀軌解釋的梵文和藏文文獻,將見到的大日如來圖像及曼荼羅歸納為九種,其主要依據的經典包括《真實攝經》、《大日如來現證菩提續》、《金剛界曼荼羅》、《惡趣清淨怛特羅》、《金剛頂經》、《聖最勝續》。[15]
  其二,關於藏傳佛教五方佛體系中阿彌陀佛的具體名號。藏傳佛教中的阿彌陀佛具有特殊性,就是一佛而有兩種身形,即無量光、無量壽。李翎博士從晚期圖像材料、早期文本材料進行分析,認為“五佛供養像中出現的阿彌陀佛,無論何種身形,都稱之為‘無量光’”,身相紅色。一般不持器物,極少持缽者(這種持缽像極易與化身無量壽混淆,只有通過是否為五佛曼陀羅的組合來確定,一旦失去組合關係,辨認時就比較困難)。[16]
  其三,關於東方阿閦佛的圖像。阿閦佛的圖像特徵很明確,在五佛組合中不難辨認,但一旦失去組合關係,或以單尊形式出現時,就很容易與降魔印釋迦牟尼佛像相混淆。尤其中小型金銅佛像,一般無法區分身色,有的也沒有座騎標誌,其便攜性又往往導致失去原來的保存環境,在辨識時必須慎重。另外,擦擦上的同類佛像也存在以上問題,但很多擦擦的邊緣往往印有一圈經咒,各佛的咒文不同,通過對咒文的辨認也可以確定是否阿閦佛。
  [參考文獻]
  [1][6]參考故宮博物院編.圖像與風格——故宮藏傳佛教造像(上、下)[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44.略有改動。五方佛母各書記載有不同.本表據《印度佛教圖像志》中所列。
  [2] 松長有慶.兩部曼荼羅的系譜[A].轉引自日本種智院人學密教學會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委會譯.西藏密教研究[C].臺北:華字出版社.1988:186~187.
  [3]大正藏第18冊[z].T 848.v01.18.PP la一4a。
  [4][10][13]David L.Snellgrove,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M].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2002.(Originally published: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C.1987.):l92、197、198~213、52.
  [5]索南才讓.西藏密教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29~134.
  [7][11]T.S.Maxwell,The Gods of Asia:Image.Text.and Mean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61 ~162、158~159.
  [8]欒睿.交河塔林與密教東漸[J],敦煌研究,2001,(1).
  [9]Rob Linrothe,A Summer in the Field[J].Orientation.May 1999.
  [12]上述相關圖片參見The John C.and Susan L.Huntington Archive of Buddhist and Related Art.a photograph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archive.http://huntingtonarchivc.OSU.edu.
  [14]Christian Luczanits.Buddhist Sculpture in Clay:EarlyWestern Himalayan Art.1ate lOth to early l 3rh century[M].Chicago:Scrindia Publications,Inc.2004:Iconography.201~223.
  [15]Giuseppe Tucci,Gyantse and its Monasteries.Part 1.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Temples[M].English versionof INDO—TIBETICA IV.1 New I)dhi:AditvaPrakashan.1989,106~119.漢譯文見於G.圖齊著.熊文彬等譯.江孜及其寺院[A].《西藏通史》資料叢書·內部資料[9][C].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2004:8l~88.
  [16]李翎.藏傳佛教阿彌陀像研究(下)[J].中國藏學.2004,(4).
  作者:楊清凡(1974-),曾用名楊莉,女,白族,雲南陸良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博士生,主要從事西藏考古與藝術研究。(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四川成都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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