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管是氣象預報、美國牛肉、疫苗施打，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水庫興建爭議，似乎都在說明：民眾是否有好的科學素養，已然牽動著國家的食品衛生政策，甚至是對外貿易協商與社會安定的重要關鍵。這些紛紛擾擾的背後，也開始有輿論反省台灣的科學教育是否出了問題，所以導致社會的理盲與泛政治化，民眾不願用科學的證據去思考事情。

    　過去，在我們所熟悉的「科普」教育下，無疑是一種針對科學所進行的「大眾化」及「普及化」的過程。但是在這個用詞的背後，卻也微妙地隱含了「科學」尊崇與居高臨下的地位。因為在二十世紀前期，科學及科技急速發展所展現的驚人影響力，已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現代社會的樣貌，任何想要富國強兵者，無不需要搭上科技發展的列車。因此將科學知識對於一般民眾進行「推廣」、「宣導」、「教化」，無疑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過程。

    　但是二十世紀後期，在科學繼續展現威力的同時，卻也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副作用、侷限性，甚至是反作用與破壞性（例如大氣汙染、環境惡化、核能威脅、基因操控、新流行病、武器擴散…等）。尤其是在西方科學發源的歐美國家中，因為跟科學打的交道日久，民眾明顯地開始在信任及支持上產生了動搖。例如，英國皇家科學會在八零年代，就曾透過大規模「公眾科學理解」的調查，試圖從中找到挽回民眾對於科學信心及信任的方法。此外，在美國國家科學會或是英國皇家科學會等，均鼓勵科學家需要主動地對民眾進行相關科學計畫的說明及溝通。

    　許多現象均顯示，在歐美國家裡，「科學」與「民眾」間的關係已經逐漸地從單向的傳輸，轉變為雙向的溝通。尤其是當權威觀點與生活經驗無法接軌時，以及專家宣稱的偶而失效時，這就不再是簡單的一句「尊重」科學證據或科學原理就能輕易地搪塞。更何況我們正面臨的，是氣象專家、食品專家、疫苗專家，對於相同議題都有著正、反不同意見及主張的狀況，我們又如何要求民眾放心地把自己的身家交給「科學數據」呢？

    　相較於歐美公眾科學教育發展，主流論述卻還在緬懷這種「科普教化」功能，在呼籲民眾該擁有那些「不知多少才夠」的科學素養的同時，一方面再次強化科學不容挑戰的權威，另方面也為公眾再次豎立起層層難以跨越的參與門檻。因此最終所凸顯的，仍是不脫以文化菁英之姿，來數落常民對於相關科學知識認識的不足，而未能窺見這道越來越難以跨越的對話鴻溝。當專家與菁英把科學獨大化，而不把「溝通」與「協商」當作同等重要任務時，不僅傲慢的姿態會引起更大後座力，實則更背離了目前科技發展的核心本質。

    　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科技問題何其複雜，在「科學」、「公眾」與「社會」之間進行溝通與協調，是件極為專業的工作，它需要被深入探討、論述與累積。而不是一位科學家，只要同時文筆好、口條好、面貌佳就可勝任這工作。因在恆常衝突的科技社會中，台灣需要的不再只是對科學的神奇與無所不能所進行的廣告及行銷，而是需要與民眾好好溝通及參詳科學的過程、限制、影響、價值及可能的代價。

    　日前《科學月刊》創辦四十周年，當時這份刊物的催生象徵著台灣科普工作的萌芽及扎根，具有相當的時代意義。而當年的這群「熱血青年」，如今已不少是大學校長、院長、行政院長等具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如果連他們都還感嘆科月四十年的這場紀念，只是一種「向失敗者致敬」的儀式。那麼在物換星移的今天，是否也到了我們該重新反省「科普」精神的時候了？（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