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4/22 20:51:27
學習次第 : 進階

 故宮中的西藏佛教藝術瑰寶
 

 2001年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紀念日,初夏的北京風和日麗,故宮博物院舉辦的《故宮藏傳佛教文物特展》,在奉先殿內隆重開幕了(見圖1)。奉先殿殿宇宏偉,是紫禁城內清代皇家祭祀祖先之處,當年這裏供奉著清帝列祖列宗的神位,時空變換,今天在此展覽故宮珍藏的藏傳佛教文物,是歷史與現實的有趣巧合,細思起來,也有歷史的淵源。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在長達500多年的歷史中這裏不僅是皇帝起居之所,更是中央王朝的中樞所在,多少波瀾起伏的歷史風雲,在這裏留下她的印記。西藏雖遙遠,但她與紫禁城卻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在清代,五世達賴、六世班禪、十三世達賴,都曾來此朝覲,留下他們的足跡,故宮至今完好地保藏著數以萬計的與西藏有關的珍貴文物,欣逢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時,深藏皇宮幾百年的佛教珍寶在奉先殿和大眾見面,展示其神奇瑰麗的風采,是一次難得的盛會。
 

 展覽的文物種類豐富,珍品匯粹,明清宮廷珍品與高原雪域兩地的佛教藝術精華,交相輝映,異彩紛呈。共出展文物229件,其中有佛像77尊,唐卡42幅,佛經17部,法器、供器 85件,其他歷史文物8件。眾多文物首次面世。這是故宮博物院隆重舉辦的第二次西藏文物題材展。1992年故宮博物院同時舉辦了《清宮藏傳佛教藝術展》、《雪域秘藏》兩個展覽。出版了《清宮藏傳佛教文物》、《西藏文物精粹》兩本圖錄,反響熱烈,為喜愛西藏藝術的大眾,尤其是藏學界所關注。事隔9年,再次舉辦展覽,讓文物告示人們中國歷代王朝與西藏地方密切的政治、文化聯繫,特別是清王朝治理西藏,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概貌。展示藏傳佛教藝術的輝煌成就。從歷史與文化藝術的多視角,體味清代多民族統一的歷史環境下,西藏與祖國內地血脈相聯,中華各民族文化之間血乳交融的緊密關係。
  

故宮博物院豐富的藏傳佛教文物收藏,既非購自民間,也非私人捐獻,數以萬計的藏傳佛教文物,基本是皇宮舊藏,彙聚了藏蒙地區以及內地的藏傳佛教珍品。來自藏族地區的佛教藝術品,是元明清以來蒙藏等地區進獻朝廷的禮品,元代以來,西藏、甘青等地區的民族與宗教上層人物,為取得朝廷的賜封,頻繁入貢,朝廷給于豐厚的回賞,歷經幾百年漫長歲月,西藏的佛教藝術精品匯粹紫禁城,這些文物不僅有著宗教與藝術的不凡價值,更有深厚的歷史內涵,每件文物進入皇宮的過程都凝固了一段歷史故事,幾百件文物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圖景,引領我們走進歷史深處。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考古發現表明,遠在石器時代,藏族先民已經開始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並用他們的勤勞勇敢與力量智慧創造著輝煌的歷史與文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聯姻,唐蕃會盟的締結,開啟了藏民族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先聲。至元代,西藏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與蒙古王子闊端的歷史性會見,確立了西藏地方正式歸屬中央政府。明代繼續在西藏設置管理機構,進一步密切朝廷與西藏的關係。清代貫徹興黃教以安蒙藏的國策,以藏民族普遍信仰的藏傳佛教作為協調民族關係,密切民族感情的基礎,進而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功地對西藏實行了歷史上最為全面而直接的管理,清朝廷與西藏地方的關係更加緊密。
  展覽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密切政治關係。第二部分:華夏文明中的絢麗奇葩:西藏與內地的文化交流與藝術成就。
  

第一部分中選取了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人物,分六個單元陳列展示:1、唐至明代以來中央王朝與西藏關係的歷史回顧; 2、清中央政府與西藏關係;3、五世達賴朝覲;4、六世班禪朝覲;5、章嘉國師;6、金瓶掣簽制度。在這一部分可以看到松贊干布、薩迦班智達畫像、三世達賴喇嘛銀像,一至七世達賴喇嘛畫像、曆輩達賴喇嘛進獻皇帝禮品。六世班禪銀像、畫像,班禪奏書、馬鞍。三世章嘉銀像、畫像。乾隆御筆《喇嘛說》緙絲長卷等諸多珍貴文物。
  

文物賞析:松贊干布畫像唐卡
  18世紀西藏作品,布本設色,紅黃織金緞裝襯。畫心縱76釐米,橫50.5釐米(見圖2)。松贊干布是藏族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吐蕃王朝一代開國英主,西元7世紀,崛起於西藏雅隆河谷地區,創建吐蕃王朝。為藏族社會的進步發展,藏漢文化交流貢獻卓著,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的故事是民族團結的千古佳話。畫面中心是松贊干布,一身戎裝,體形魁偉,白色纏頭高冠,頂部露出紅色的阿彌陀佛小像,表明他是觀音菩薩的化身,是護持佛教的一代法王。面相豐滿神態威嚴,一派器宇軒昂的大將軍之風,這與他戎馬一生的經歷是吻合的。正如《舊唐書·吐蕃傳》所說:“弄贊(松贊干布)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羌並賓服之。”畫中的松贊干布著寬鬆肥大的絲綢大袍,基本是漢族服裝式樣,是清代的藝術形象,距離歷史實際已十分遙遠了。吐蕃贊普的真實形象現在還可以從敦煌壁畫上見到。敦煌159窟東壁南側維摩詰經變圖中,維摩詰帳下有各國王子赴會場面,為首者就是吐蕃贊普,身材高大魁梧,頭戴纏頭高冠,著交領內衣,外套翻領長袖大袍,腰束皮帶佩短劍,右手擎香爐,威風凜凜站立在方臺上。(見圖3)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吐蕃贊普的寫實形象了。圖2松贊干布的服飾雖距歷史已遠,但仍保持著吐蕃贊普纏頭高冠的特點,頭髮中藏阿彌陀佛小像,是松贊干布形象的標識。
  

寶座前侍立四人,兩女子是松贊干布的兩位王妃,右側穿紅衣者是唐文成公主,左側著藍衣人是尼泊爾尺尊公主。兩位王妃頭戴花環,虔敬的侍立左右。座右前方是吐蕃的大臣吞米桑布紮,相傳他是藏文的創造人。他對面雙手拄仗,黑色長髯的老者是大相祿東贊,松贊干布最得力大臣,輔佐松贊干布開拓疆土,功勳卓著,當年他親赴長安為松贊干布請婚,應對機敏,深得唐太宗的賞識,授右衛大將軍,圓滿完成請婚重任,親迎文成公主入藏。不僅在西藏的繪畫與雕塑中多有他的形象,早在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的《步輦圖》中就留下了他的儀容(見圖4)。松贊干布與四位元臣妃組合一堂的形象,是西藏雕塑與繪畫中表現松贊干布的固定形式。我們在布達拉宮、大昭寺,都可以看到他們五位在一起的塑像(見圖5)。
  松贊干布唐卡畫面下部正中是女護法神十二丹瑪女神的頭領多吉玉仲瑪。天空粉紅色祥雲中站立十一面觀音。松贊干布身後背景是大昭寺,畫家用鳥瞰的方法描繪了大昭寺全景。此畫像構圖疏朗,色彩淡雅,線條流暢,是一副吸收了漢地繪畫藝術技巧的佳作。
  此圖為多幅達賴喇嘛源流組畫之一,像後縫有白綾書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漢文是:“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欽命章嘉胡土克圖認看番畫像達賴喇嘛源流一軸。” 這套組畫內容包括一至七世達賴喇、仲敦巴、貢噶寧布等西藏著名的佛教領袖形象,都作為達賴源流繪出,合計13幅,以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為中心,筆者考證其繪畫的年代為1708—1761年間,是有可靠紀年的18世紀中期西藏唐卡的代表作品。
  

文物賞析:薩迦班智達畫像
  18世紀西藏作品。(見圖6)薩迦班智達(1182-1251年)是藏傳佛教薩迦教派第四輩祖師,名為袞噶堅贊,因他通達佛學“大小五明”,是學識淵博的大學者,被尊稱為薩迦班智達(簡稱薩班)。畫面中是薩班的年輕形象,英俊瀟灑,身著杏黃色袈裟,戴紅色圓頂法帽,右臂抬起,左臂伸出,作辯經的姿態,神情安詳。座前跪兩位印度外道師,正前一位裸體跪在獸皮上,仰視薩班,一副沮喪無奈的表情。表現薩班調伏外道師的一段故事。薩班幼年從伯父紮巴堅贊學法,相傳他9歲就為人說法,後又師從印度那爛陀寺末任座主釋迦師利大師,廣學顯密教法,聲名遠播,當時有印度措切、噶瓦等外道六師,聞名來西藏請求見面辯論,薩班和他們在濟嚨會面,雙方辯論了13天,措切等人認輸,他們都削髮為僧,做了薩班的弟子,相傳這幾個人的髮辮長期掛在薩迦寺的鐘樓上。畫面上部天界右邊白雲中坐一位老僧,手持金剛鈴杵,即是薩班的伯父紮巴堅贊,薩迦第三祖。旁邊光圈中是紅色的文殊菩薩坐像,《薩迦世系史》記載,薩班是文殊的化身。並曾親到文殊菩薩道場五臺山巡禮。畫面左下部是護法神四面永保護法,亦稱瑪哈噶拉、大黑天神。
  西元1244年薩班帶著兩個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應邀前往涼州,歷時兩年,1246年才到達涼州。1247年作為西藏地方代表與蒙古太宗皇帝窩闊台之子闊端會面,磋商衛藏歸順蒙古的大事,薩班寫了一封公開信,即載入《薩迦世系史》著名的《薩班致蕃人書》。勸說衛藏僧俗各個地方勢力接受條件歸順蒙古,從此衛藏地區加入祖國版圖。薩班當時來涼州是冒著極大風險的,《薩迦世系史》記載,當人問他:“你前往蒙古有何好處?”他答道:“我為何前往蒙古供施處?若不去的話,軍隊即來,若軍隊來此,就會給雪域西藏帶來災難。為饒益眾生和牲畜,只好暫時前去,無有其他裨益。總之,為饒益眾生,敢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作為學富五車的一代高僧,有如此的胸懷和膽識,令人敬佩。薩班來涼州,促成了蒙藏、藏漢民族團結,維護了祖國的統一,他的歷史功績永遠值得紀念。涼州會談後,他一直住在涼州,曾為闊端治好了一次大病,更得到闊端的信任。他在涼州建寺講授佛法,相傳涼州4座著名的藏傳寺院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善應寺都是他所建。1251年薩班圓寂於涼州。後人為他在白塔寺內建靈骨塔,塔高百餘尺,小塔50餘座。白塔寺元末遭兵被毀,明清時重建,1927年毀于地震,現今大塔殘基還在(見圖7)。這是薩班的圓寂之地,也是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的歷史見證,國家文物局現已決定投鉅資複建這一重要古跡。並將這一工程列為西部大開發中15項大型文物維修和保護工程之一。
  

文物賞析:三世達賴喇嘛銀像
  17世紀西藏作品,銀制,高32.7釐米(見圖8)。
  三世達賴索南嘉措(1543—1588年),西藏佛教史中重要人物,明中期傳播黃教於蒙古地區,為黃教在西藏、蒙古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此像為銀片槌打製成的金碟像,身著通肩式袈裟,手結說法印,全跏趺端坐在三層卡墊上,腿部遮於僧袍之內,造型簡潔,法相莊嚴。目光炯炯生動傳神,有藏族人形象特點,是一尊頗具寫實性,工藝精湛,藝術水準很高的高僧肖像。此像供奉在故宮雨花閣東配樓,黑漆描金佛龕,背板刻銘文:“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七日,欽命章嘉胡土克圖認看供奉利益銀造三輩達賴喇嘛。”(見圖9)
  1576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多次邀請索南嘉措到青海會面,傳經說法。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七世孫,在明代蒙古諸部中勢力強盛,多年與明朝對抗,後歸順明朝,明帝封其為順義王。他想借助索南嘉措的宗教地位,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統治。
  1578年,索南嘉措抵達青海與俺答汗相會於青海湖畔的仰華寺。索南嘉措宣揚佛教力戒殺生,慈悲安忍之義,勸說蒙古貴族廢止夫死妻殉,濫殺駝馬祭祀死者的陋習;勸戒俺答汗戒殺,制止各民族之間的無端爭鬥。這些止惡揚善反對戰爭主張博得了蒙古人民對黃教的好感。索南嘉措贈俺答汗“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意思為轉金輪王,聰睿汗王)。俺答汗贈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意思為在佛家顯教、密宗都已達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聖的海上師),從此索南嘉措這一轉世系統開始有達賴喇嘛這一名號。一世、二世達賴喇嘛是追稱的。其後索南嘉措沒有立即回藏,繼續在甘青、蒙古等地傳播黃教。他多次調解了蒙古各部、漢藏之間的糾紛,對安定社會促進民族團結起過積極作用。他曾幫助明朝勸說俺答汗返回了土默特,表示效忠朝廷,致書當時的宰輔張居正請求准許定期朝貢。明朝接受了他的進貢。1577年明朝廷敕封他為“朵兒只唱”,(意思為持金剛),賜敕印(見圖10),並邀請他到北京。1588年他在赴北京途中圓寂。
  深諳西藏佛教的乾隆皇帝專供三世達賴像是有其深意的,索南嘉措一生成就是傳播黃教與蒙古各部,使明代後期蒙古族普遍信仰了黃教。清王朝成功的運用“興黃安蒙”之策,一改歷代王朝以長城設防的傳統政策,綏撫蒙古,使之成為“塞外雄藩”,索南嘉措傳黃教於蒙古,客觀上為清王朝“興黃安蒙”之策奠定了基礎,給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恐怕就是他在索南嘉措逝去一百九十年後欽命章嘉胡土克圖認看供奉索南嘉措銀像於皇宮的內在原因吧。
  清王朝積極鞏固西藏邊疆,進一步加強中央對西藏事務的直接管理,設立駐藏大臣,健全了管理制度,有效的實行了扶持和利用藏傳佛教的政策,發揮了愛國宗教領袖的作用,協調了民族關係,鞏固了邊防,保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使西藏與祖國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更為緊密。清代歷史上共有兩位達賴、一位班禪進京朝見皇帝,順治九年(1652年)五世達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達賴,分別進京朝覲,這三位黃教領袖與皇帝會面的時間恰好在清王朝早中晚三個歷史階段。這三次朝覲在皇宮中留下許多文物,記錄下歷史的印跡。圖1班禪畫像。
  清順治九年(1652年)五世達賴應邀來京朝覲,受到順治帝的隆重禮遇,賜其金冊金印,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由此確立了達賴喇嘛的西藏佛教領袖地位。五世達賴朝覲,是清代西藏佛教領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冊封,標誌黃教取得在西藏宗教中的統治地位,五世達賴此行為加強西藏地方與清中央政府的關係起到了積極作用。五世達賴之後128年間,西藏經歷了諸多的風雲變遷,再沒有一位達賴、班禪到京朝覲。早在康熙皇帝執政時期就曾一再敦請五世班禪赴京陛見,五世班禪也很願意,但因第巴桑結嘉措從中作梗,終未實現班禪赴京陛見的願望。
  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實現了班禪進京的宿願,這年六月,六世班禪從西藏日喀則出發,萬里跋涉歷時一年到達熱河,參加乾隆皇帝七旬萬壽慶典,為皇帝祈福祝壽,表達了西藏民眾對朝廷的敬仰擁戴,是繼順治九年(1652年)五世達賴朝覲後,西藏最高佛教領袖第二次入朝,對於加強清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聯繫,安定西藏。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都有重大意義。不幸的是他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後,身染天花,圓寂於北京。年僅43歲,未能返歸故里,在中華民族團結史上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頁。乾隆皇帝對班禪入朝極為重視,給以很高的評價與豐厚的賞賜,對班禪的不幸圓寂深表痛惜悼念,因此故宮中保存了大量與六世班禪有關的文物,件件文物傳達給我們真切的歷史資訊。
  

班禪畫像
  畫像為大幅的西藏唐卡形式,通高189釐米,寬103釐米,畫心縱117釐米,橫61釐米。用富麗堂皇的大紅底,勾蓮織金緞裝裱(見圖1班禪畫像)。畫幅正中六世班禪大師結跏趺端坐在雕龍扶手椅上,身著清代官服,內穿黃蟒袍,外罩黃八團龍褂,胸前掛朝珠,斜披紅帛,頭戴黑皮邊冬冠,面容安詳慈善,右手作說法印,左手托寶瓶。寶座周圍點染青山綠水。天空漂浮著五彩祥雲,祥雲正中端坐無量壽佛,左側是密教主尊大威德金剛,右邊是黃教祖師。下方地界中央畫六臂永保護法,左為降閻魔尊,右為吉祥天母。畫像裝潢華麗,筆法精細。像背後用黃綢作襯,下部貼一方白綾(見圖2班禪畫像題記),上面用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書寫題記: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聖僧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來覲,上命畫院供奉繪像留,永崇信奉,以證真如。” 圖2 班禪畫像題記。
  這是班禪大師萬里東行到達熱河後,乾隆皇帝命畫院畫師參照西藏唐卡畫法,根據大師本人形象作的寫實肖像。
  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是清代西藏重要的宗教領袖,法名羅桑巴丹益西,藏曆第十二饒迥土馬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年,1738年)生於後藏南木林宗紮西孜地方,乾隆五年,三歲被認定為五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乾隆六年,六月初四在紮什倫布寺坐床,繼任為六世班禪。一生為維護祖國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在奉欽命入藏辦事的章嘉國師的支持下,認定了絳邊嘉措為八世達賴,並盡心培養,在八世達賴成年後,與之很好的合作,使得西藏在七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外敵覬覦,內部矛盾加劇的情況下能保持穩定,六世班禪起了重要作用。他拒絕英國人入藏通商、簽約的要求,保衛了國家主權。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赴京朝覲,達到了他一生事業的頂峰。這年六月,六世班禪一行從日喀則紮什倫布寺起程東來,轉年七月二十一日到達熱河避暑山莊,乾隆帝親自接見班禪,《內閣起居注》記錄:
  “二十一日丁酉,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來恭祝萬壽,至避暑山莊,於澹泊敬誠殿丹墀跪請聖安,上於清曠殿賜座、慰問、賜茶。畢,上詣寶筏喻、煙波致爽、雲山勝地各佛堂拈香,班禪額爾德尼從,禮畢,上還宮。” 圖3香山昭廟。
  聊聊數語可見班禪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給予的極高禮遇。為迎接班禪,朝廷作了大量的精心細緻的準備工作,在熱河興建須彌福壽之廟,在京修繕黃寺,興建香山昭廟(見圖3香山昭廟)。把北京、承德各大寺廟修葺一新,以備班禪觀瞻作佛事;精心安排朝覲路線,程程專差接送,頒敕行賞,問寒問暖;動用金銀珠寶玉石綢緞製作各種賞賜班禪的器物;事無巨細乾隆帝無不親自過問。為迎接班禪交談親切,乾隆特學習藏語會話。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乾隆對西藏問題的重視,事必躬親,周詳縝密的為政作風。
  有關這幅班禪像,內務府檔案記載: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太監額魯裏傳旨,著舒文轉傳與全德,將畫畫人陸燦派人送進京來,務於九月盡十月初間到京,預備畫班禪額爾德尼像,欽此。”“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管理造辦處事物大臣舒文奉旨:著親身帶陸燦至西黃寺畫班禪像”[1]《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希傳》中也有相關細節記載。
  “十月五日上午,乾隆皇帝派工匠總管蘇(舒文)大臣送來上等哈達等禮品,及珠寶雕飾之禦帶。蘇大臣對大師說:‘我時常虔誠供佛,為雕刻班禪額爾德尼像,特來請問班禪額爾德尼像如何?江南一位優秀畫家奉旨前來向您問畫,但因所畫身形過大,未敢啟口,待後再問。’大師等人聽後笑了,賞賜了大臣與畫家,並回奏皇帝,當時,畫家繪畫了強佐與司膳堪布畫像。” 圖4藏文經
  [2]當時乾隆帝指示畫家繪製了多幅班禪像,除此官裝像外,還有僧裝像。(現存故宮)不幸畫家陸燦十月三十日給班禪畫像後兩日,十一月初二,班禪就在西黃寺圓寂了。可貴的是畫家給我們留下了班禪大師的珍貴儀容。此後,為永久紀念班禪,乾隆帝下旨在宮內外掛班禪畫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將班禪畫像四張交裏邊打得結子呈覽,奉旨:畫像四張具不必在佛箱收供,一軸配紅木插蓋匣一件,交中正殿西配樓安供,其餘三軸,在法源樓、熱河紫浮、須彌福壽之廟各安掛一軸,欽此。”[3]
  

班禪奏書
  班禪奏書收藏在一個棕色描金花皮匣中,當年乾隆帝不是作為一般檔案保存,而是作為歷史紀念精心保藏在雨花閣佛堂內。匣內有奏書原件和滿文、漢文兩種譯本,及藏文經兩部(見圖4藏文經),兩部經為墨字兩面書寫在厚實的藏紙上,共計四十六頁,其中一部經的漢文意思是“請皇帝住世文”即祈禱皇帝長壽,經名為《無畏獅子吼》。經的結尾寫道:“天皇四十五歲,(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上旬吉祥日專心寫,班禪”。另一部經為《薄伽梵白傘蓋佛母成就悉地甘露瓶儀軌經》。
  圖5奏書
  奏書寬75釐米,長450釐米,用金、墨書寫在顏色稍黃的藏紙上(見圖5奏書),藏文草書體,寫的流暢而又工整,富有藝術美感,凡涉及皇帝處用金字,奏書末尾蓋朱紅大印“敕封班禪額爾德尼之寶”。漢文滿文譯本,是黃綾面奏摺,黃紙墨書。漢文譯本,開頭是五言詩:“無量功德佛,身居十二宮,現八十種相,種種皆圓滿。”接著讚頌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薩化身“曼殊師利佛,現化聖帝身,撫育四大部洲,一切眾生安穩快樂,……鴻布宗喀巴法乘,一切諸魔羅具以大威力降伏,為世界中稀有功德,曼殊師利大皇帝寶座上,時有天龍擁護永遠鞏固,如恒河沙數無量無邊,長以大慈願海普度眾生,眾生皆歸仁壽,三千大千世界合口讚頌無量聖壽各大歡喜。臣僧敕封班禪額爾德尼,恭進哈達一個,系五彩哈達嵌松石金滿達一具,大攝受嵌寶石銀座具三十四世相金釋迦牟尼佛一尊,……”奏書結尾以恭進禮品單結束。六世班禪以佛教語言表達了西藏各界對乾隆皇帝的美好讚頌與祝願。
  乾隆四十五年,正當康乾盛世的頂峰時期,內地承平已近百年,就是歷經憂患的西藏在清政府三次平定了準噶爾叛亂後,也得到安定。乾隆帝從雍正七年阿爾布巴事件中康濟鼐被殺,乾隆十五年珠爾墨特那穆紮爾叛亂中駐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被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訓,認識到對蒙藏地區的統治,不僅要靠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威懾,還需借助宗教領袖之力,牽制地方貴族勢力,因此扶持西藏宗教,抬高達賴班禪的的政治與宗教地位,擴大其影響,“興黃安蒙”是清政府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當時的西藏八世達賴年紀輕,尚未親政,六世班禪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領袖,他的到來途經青海、甘肅、蒙古廣袤的邊疆地區,影響很大,對蒙藏地區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班禪馬鞍
  圖6馬鞍是六世班禪親乘的馬鞍,馬鞍的鞍橋為鐵金質地,用鐵鑄造而成,鏤空雕鏨出龍紋、雜寶圖案,表層鎦金,玲瓏剔透金光閃爍。連兩隻馬鐙也鏤空雕鏨花紋鎦金。鞍墊用明黃織金緞,上繡雲龍,用料考究,工藝精美。鞍上拴當年留下的黃紙簽,上書:“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班禪額爾德尼進鐵金玲瓏馬鞍一副,”還拴一羊皮條上書:“仁宗睿皇帝御用金鞍一副嘉慶十年恭貯”。可知乾隆帝又將此鞍賜給了嘉慶帝,做為嘉慶的御用鞍珍藏下來。根據檔案記錄,這是班禪到達熱河第一次與乾隆帝見面進獻的大量禮物中的一件:圖6 班禪馬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禪等瞻天顏進佛交佛堂。哈達交自鳴鐘。曼達交佛堂。珊瑚琥珀數珠交外庫。金交廣儲司。……馬鞍一副交武備院,馬交上駟院九匹。交察哈爾餵養九百九十一匹。班禪恭進哈達一個。拴五色哈達鍍金銀曼達一個。金宗喀巴佛一尊,連嵌寶石座靠。立像紮什利瑪釋迦牟尼佛八尊。珊瑚數珠一串,一百零八顆。琥珀數珠一百零八顆。金一千兩,內有自成螺形一百兩重金一塊。黃氈一個。各色氆氌九十個。粗香一百五十束。細香一百五十束。冰糖一匣。藏棗一匣。藏杏一匣。班禪在紮什倫布本身騎連鞍馬一匹。馬八匹,馬九百九十一匹,此項現交察哈爾都統常青處餵養。”[4]
  班禪進獻的禮品極貴重,不僅有珍貴佛像、土產,還有駿馬一千匹,其內有九匹是班禪在紮什倫布寺親乘,一匹是全鞍馬。當年班禪騎著馬,東渡通天河、翻越雪山、橫穿戈壁沙漠跋山涉水就使用的這副馬鞍,它伴隨著班禪征程萬里到達熱河,完成了東行的使命,最終進入皇宮又成為皇帝的御用鞍,這副馬鞍是不同凡響的歷史證物。當年乾隆帝對它就十分重視,內務檔案中記載: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員外郎五德,催長大達色、金江來說:太監鄂魯裏交黃片金鞍籠一塊,傳旨:著交蘇州織造全德,照樣織造二匹送來,欽此。於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蘇州送到黃片金二匹,隨鞍籠一塊交太監額魯裏呈進,片金交內庫,鞍籠帶往熱河,在班禪進鞍子上用訖。”[5]
  圖7清淨化城塔
  

班禪影堂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侍膳官發現了班禪大師手心腳心顯現紅疹,懷疑是天花,立即奏明皇帝,十月二十九日淩晨,乾隆帝親至黃寺班禪病榻前探視,並立即派御醫來診治,然而藥石無效,班禪至十一月初二圓寂。翌日皇帝親率眾臣來黃寺弔唁,見到大師遺容,痛心的說“我的喇嘛啊!”即昏了過去,好一陣才清醒過來,班禪的圓寂太出乎乾隆的預料,他在十一月初三的上諭中說:  
  “班禪額爾德尼為朕之七十壽辰,去年自紮什倫布起行,一路平安,途經之處,蒙古王公、紮薩克等,均皆筵宴,極為欣喜,於塔爾寺過冬。本年七月抵達熱河朝覲,七月二十四日朕以首次朝覲禮,在避暑山莊萬樹園盛筵宴賞。萬壽之日,班禪額爾德尼親率眾徒在內佛堂念經。八月十九日,又宴賞。熱河眾喇嘛聆聽講經,內外紮薩克、喀爾喀、土爾扈特、杜爾伯特蒙古王公、紮薩克、台吉等,前來獻禮叩拜。九月抵京時,眾喇嘛及數千和尚等跪迎。伊隨後遊覽海子、內廷、圓明園、香山、萬壽山等處。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賜宴賞賚。又往弘仁寺、雍和宮傳法,敷演黃教,造福眾生。十月二十九日朕聞班禪額爾德尼發燒身感不適,當即派醫診視,方知出痘。十一月初一日朕親臨探視,喇嘛甚喜,尚甚健談。初二日病情驟變,入夜圓寂。朕聞之甚是震悼,即赴黃寺拈香。喇嘛本性雖來去如一,猝然圓寂,實出朕之意外,於心極為不忍,不勝哀傷。原擬為慶賀喇嘛誕辰賜賞鑲珠金玉物件,特派大臣賚往,交付強佐、歲本等,仍行賞與喇嘛。今為喇嘛圓寂善後事,上銀五千兩,妝緞、蟒緞、各色大緞二十匹、官用緞一百匹、大哈達二十方、並飭該處速造金塔,安奉班禪額爾德尼法體,罩以垂帳柩布,供于黃寺殿內,召集京城各寺喇嘛誦經百日。”[6]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班禪舍利金龕送往西藏,乾隆帝親詣黃寺拈香送行。
  為緬懷班禪,乾隆帝下旨在黃寺西側修建清淨化城塔院(見圖7清淨化城塔)。鮮為人知的是在紫禁城中乾隆為班禪設立了影堂(紀念堂),在雨花閣西配樓,這是一座二層小樓,座西朝東,面闊三間,進深一間(見圖8雨花閣西配樓)。內中供奉著六世班禪的銀塑像,畫像,和他的生前遺物。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直到清末一直香火未斷。根據清宮廷《宣統二年雨花閣西配樓陳設檔》記載:  
  “樓上明間三面牆掛供墨刻班禪額爾德尼源流十三軸。樓下明間安設紫檀案二張,上供銀間鍍金班禪額爾德尼一尊,重六百二十七兩六錢,上嵌舍利珠一顆,穿黃金片衣二件。紅皮匣子一個,內供班禪羅布藏巴爾丹依什祈禱速轉胡秘爾漢經一本,白紙墨西番字。丹書克經一本,磁青紙泥金西番字,金歡門上嵌小正珠九十七顆,班禪源流經二本,白紙墨西番字。畫像班禪額爾德尼一軸。”[7]
  從乾隆四十六年到清末一百三十多年,歲月悠悠,這間影堂一直在皇宮內完好的保存著,六世班禪得到了清朝歷代皇帝的尊敬,在皇宮中留下他的足跡,讓我們永久懷念。審視六世班禪朝覲這一歷史事件的全過程,可見清王朝治理西藏的方針策略的獨到之處,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鑒。圖8雨花閣西配樓
  注釋[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中心合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334、433號。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
  [2]嘉木央.久麥旺波著,許得存、卓永強譯《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希傳》528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同注1,479號。
  [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民族進單》1443號。
  [5]同注1,397號
  [6]同注1,451號。
  [7]故宮圖書館《宣統二年雨花閣西配樓陳設檔》。
  圖1三世章嘉銀像。
  章嘉胡土克圖是清朝皇帝在藏傳佛教界中敕封的唯一國師。黃教四大活佛系統之一,漠南蒙古地區最大的轉世活佛,在清代共傳六世,最著名的是三世章嘉(1717—1786)若必多吉(見圖1三世章嘉銀像)。“若必多吉”意為戲樂金剛,是其密宗法號。甘肅涼州人。四歲于青海西寧郭隆寺(後名佑寧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入京,是一代學識淵博的藏傳佛教大師。他曾多次擔任欽差,代表朝廷處理重要的蒙藏事務,為邊疆安寧民族和睦發揮了重要作用。
  “胡土克圖”亦寫作“呼圖克圖”是藏語“朱必古”的蒙古音譯,意為“化身”。清朝廷用來作為授予藏蒙大喇嘛轉世活佛的封號,地位崇高,名冊載於理藩院,下輩轉世必須申報朝廷封授。清代享有此名號的活佛,西藏有十八名,青、甘、川、藏、蒙共有一百五十八名。章嘉胡土克圖是青海佑寧寺五大活佛系統(章嘉、土觀、松巴、卻藏、王嘉)之一。佑甯寺原稱“郭隆寺”位於今青海互助土家族自治縣,始建于明萬曆年間,是格魯派在青海地區修建最早,最有影響的大寺之一。章嘉系統與清朝廷建立聯繫始自二世阿旺羅桑卻丹(1642—1715),他因調解外蒙古喀爾喀土謝圖汗部與紮薩克圖汗部之爭有功,受到康熙皇帝的賞識,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召進京,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倫諾爾會盟,委派他為多倫諾爾紮薩克達喇嘛,管理內蒙古地區的喇嘛事物。康熙四十五年(1706)敕封“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管理北京地區的喇嘛事務。雍正帝在即位前就與二世章嘉關係密切,二世章嘉康熙五十四年(1715)圓寂。
  雍正元年(1723)青海發生了羅卜藏丹叛清事件,佑甯寺毀于兵燹,雍正帝特命清軍統帥年羹堯尋找到幼小的三世章嘉,護送來北京,駐錫弘仁寺。雍正二年十一月,章嘉移駐嵩祝寺,舉行了坐床典禮。從此遵照雍正帝的旨意,跟隨當時京師的掌印喇嘛二世土觀活佛學習佛教經典,並進宮與皇子弘曆(乾隆帝)一同讀書。十八歲奉旨承繼章嘉冊印,雍正帝諭旨:
  “章嘉呼圖克圖呼畢勒罕,來歷甚明,于經典性宗皆能通曉,不昧前因,實為喇嘛內特出之人,應照前身錫封國師之號,其原有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印,現在其徒收儲,勿庸頒給外,應給予誥命敕書。”[1]
  從此這位年輕的活佛開始了他長達五十年的傑出的宗教、政治生涯。章嘉國師一生多次以大活佛與朝廷特使的身份,奔波于雪域高原,大漠南北參與解決重大的民族宗教問題。他首次出馬在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六年(1728)西藏阿爾布巴事件被平定後,清廷為防止準噶爾部侵藏危及七世達賴喇嘛安全,派兵護送達賴到理塘暫住,後又移往泰甯噶達惠遠廟。雍正十二年(1734)藏中局勢平穩後。雍正帝諭旨章嘉國師偕同果親王允禮前往泰寧看望七世達賴,並護送達賴返回西藏,章嘉此行與七世達賴喇嘛、五世班禪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廣泛聯絡了西藏僧俗上層,建立了他在西藏佛教界的威望,他在拉薩三大寺講經說法,聲譽大振,受到全藏僧眾的崇拜,以至僧人們爭飲其淨手之水,脫帽為他鋪路。章嘉圓滿完成了第一次朝廷使命。
  乾隆元年(1736)回京,朝見了剛剛登基的乾隆帝,皇帝對他十分器重,賜給他管理京師寺廟紮薩克達喇嘛之印。章嘉的學問與才能深得乾隆帝的信任,從此成為乾隆皇帝處理蒙藏民族宗教問題的重要顧問與助手。蒙藏地區發生問題大都向他諮詢。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達賴圓寂,他再次受命入藏,完成了主持認定達賴喇嘛轉世靈童,輔佐新任攝政第穆呼圖克圖,穩定西藏的大局多項重任,一去近三年,1760年才回到北京。乾隆帝“親自走出寢宮院門迎接,一見章嘉國師,馬上以滿族的禮節親切接待,行抱見禮,互至問好,獻上潔白的長哈達,並說:‘諸事圓滿完成,一路平安歸來,與朕相聚,朕不勝歡快。’他們進入寢殿,坐在同一個坐墊上,詳細談論西藏的情形。大皇帝高興地接受了章嘉國師從西藏帶來的佛像、唐噶、香料等大量禮物。”[2] 圖2七世達賴喇嘛畫像。 圖3上樂王佛唐卡
  圖2七世達賴喇嘛畫像是章嘉從西藏帶回獻給皇帝的珍貴唐卡。系18世紀西藏作品。布本設色,畫心縱72釐米, 橫46釐米。畫面上的格桑嘉措,神態莊重,結跏趺坐,右手拈蓮花,左手持佛經。畫面上方正中繪有三位高僧,為宗喀巴和他的兩大弟子賈曹傑、克主傑,他們被格魯派尊稱為“師徒三尊”。畫面左上方為大威德,右上方為白度母;左側上方是五世班禪和釋迦牟尼,右側上方是文殊菩薩和妙音菩薩;畫面下部左為閻魔尊,中為吉祥天母,右為黃財寶護法。唐卡背面有白綾簽題記: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欽命章嘉胡土克圖認看番畫像達賴喇嘛源流一軸……。”
  番畫像即西藏畫像,是七世達賴主持藏政時期拉薩地區畫家的優秀作品。雍正十二年(1734)七世達賴喇嘛由泰甯返藏後,二十年間為穩定西藏的大局,作了很大的貢獻,乾隆十五年(1750),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叛亂,七世達賴迅速擒獲逆党,安撫難民,平息了動亂,得到朝廷的信任,1751年四月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廢除了“藏王”體制,命達賴喇嘛掌管噶廈政府。在駐藏大臣的輔佐下,實行了以達賴為首的政教合一體制治理西藏。章嘉兩次進藏辦理有關七世達賴的事務,為朝廷治藏政策的實施,七世達賴圓寂後的西藏政局的平穩過渡,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後他親自撰寫了《七世達賴喇嘛傳》,是一部有歷史價值的達賴傳記。
  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朝覲,是清代民族關係史中的大事,章嘉國師不辭勞苦擔負了主要的接待工作,擔當乾隆帝的特使與六皇子一起到岱漢遠迎班禪,班禪與乾隆帝會面時親任翻譯。安排衣食住行全程陪同,直至班禪圓寂後的喪事辦理,竭盡了全力,在這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中做了特殊的貢獻。
  

藏漢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
  章嘉是清代最著名的藏傳佛教大師,通達大小五明,精通漢滿蒙藏多種語言文字。作為一代高僧他不僅在蒙藏地區,在內地也享有盛譽,清人筆記中多有記載,頗具傳奇色彩,《詹曝雜記》說:“每元旦入朝,黃憲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過,則以為有福。……蒙古經及中土大藏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瑞嘗叩一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聖武記》:“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卷而辯其字。”
  乾隆帝曾從章嘉學佛,拜為金剛上師,章嘉為乾隆灌頂,乾隆向他施頂禮佛足的大禮。乾隆在章嘉的親傳下修習藏傳佛教,他曾說:
  “朕自乾隆八年以後,即誦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於今五十餘年,幾餘究心討論,深識真詮。”[3]
  乾隆對西藏佛教,西藏文化有相當深入的瞭解,直接影響了乾隆時期國家治理蒙藏的策略。這都與章嘉的傳授分不開。章嘉是佛教大師,一生致力於宏揚佛法,他精深的佛學造詣,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崇高的活佛地位,特別是與皇帝的密切關係,所以不僅在政治上發揮了宗教領袖的作用,在藏漢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影響更大。
  從建築方面看,舉凡清代北京、山西、熱河,內蒙的藏傳佛教寺院,追根溯源幾乎都有他的影響,尤其是在宮廷的範圍內更為顯著。乾隆九年(1744)他協助乾隆帝將雍和宮改建為京內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乾隆時期在北京、熱河、五臺山興建的眾多的藏傳佛教寺院,他都參與了指導審定。圖4故宮雨花閣
  圖4故宮雨花閣,是紫禁城內最大的藏傳密宗佛殿,建成於乾隆十五年(1750),巍峨高聳於故宮西部,四角攢尖頂,上覆鎦金銅瓦,頂立鎦金喇嘛塔,是故宮內唯一藏漢合璧的建築。這座著名神殿仿古格托林寺壇城殿,是國內保存最完好的藏傳佛教密宗四部神殿。從建築到殿內佛像供器的配置,章嘉都參與指導和設計。如檔案所記;
  “二月二十八日,副都統金將遵旨擬畫得雨花閣上安設無量壽佛寶塔紙樣一張交太監胡世傑,傳旨:照樣准做,成做時其塔上風帶坯片要厚,再歡門交章嘉胡土克圖畫,有蓮花座喇嘛字先呈樣,塔肚內應裝藏亦著問章嘉胡土克圖。”[4]章嘉在傳播藏傳佛教藝術方面的貢獻尤為巨大,他精通佛教藝術,宮廷製作了大量的佛像、法器、唐卡,多請章嘉指導把關,有時奉旨直接參與創作,檔案中有大量記錄: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四,……著章嘉胡土克圖擬供佛三尊一堂或五尊一堂安供畫樣呈覽。”“……手持金剛應做何顏色,著四德問明章嘉胡土克圖,畫樣呈覽。”[5]
  乾隆時期西藏進貢的藏傳佛教文物,主要由他鑒定加持,如圖3上樂王佛唐卡,背後縫有白綾簽題記書: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一,欽命章嘉胡土克圖認看供奉額爾德尼諾們漢阿旺錯爾提穆恭進達賴喇嘛前輩親供利益畫像陰體上樂王佛”。
  此唐卡所畫上樂金剛為四面十二臂造型,為黃教所傳上樂金剛法本尊的標準形象,用色明麗,繪畫細緻。這是曆輩達賴所供的珍貴唐卡。清宮廷的藏傳佛教文物,集中代表了清代西藏佛教藝術在內地的傳播與發展,章嘉國師無疑起到了橋樑和紐帶作用。圖5《滿文大藏經》
  章嘉精通多種語言,是清代的佛教大譯師,曾主持蒙文翻譯藏文大藏經《丹珠爾》 。又主持《滿文大藏經》翻譯,圖5《滿文大藏經》,共計108 函,2535 卷,仿藏文佛經貝葉夾裝,每函上下有兩層木質護經版,髹朱漆描金繪蓮花八寶圖案,內層經板裱黃綾,彩繪佛像,覆織金緞經廉。經文以滿文木刻朱印,每頁長73釐米,寬24釐米,刻寫精美裝飾豪華。《滿文大藏經》的翻譯刻寫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全部完成,歷時十八年,是清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乾隆把它視為編定《四庫全書》一樣的重大事業,又把這一文化重任交給章嘉。《嘯亭雜錄》記載:
  “設清字經館于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經營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考取滿文謄錄纂修若干員翻譯經卷。先後十餘年,大藏告外蕆,然後四體清字始備焉。”
  章嘉國師在藏漢佛教文化上的貢獻是偉大的。
  永久的紀念
  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巡幸五臺山,三月初三日,乾隆和章嘉國師一同參加了在菩薩頂舉行的隆重的祈願誦經法會。章嘉國師身染寒疾,病情日益加重,乾隆帝接奏報,立即派御醫急速前往五臺山診治。經御醫胡增診斷章嘉所患之病是傷寒傳經之症,發汗不爽,以至頭暈目眩身熱,口幹舌躁,四肢浮腫,大便不通。經御醫用藥後病情略有緩解。二十八日,理藩院侍郎巴忠抵達章嘉駐地,將乾隆眷念之情傳諭章嘉,並將頒賞的哈達、念珠等物交與他,章嘉由人攙起跪奏謝恩。四月初一日晨,章嘉喘息稍減,脈色尚好,午時驟變,氣息微弱,御醫急忙診脈用藥。四月初二午時,章嘉如常盤腿打坐誦經,至酉時,在打坐之處連歎四聲,坐定而圓寂。[6] 乾隆對章嘉的圓寂極為悲痛,在四月五日上諭中說:
  “章嘉呼圖克圖掌印多年,闡揚黃教,安撫眾生,留心經律,昨據佛爾卿額奏稱呼圖克圖於四月初二日圓寂等語,朕心深為悼惜,著製造金塔一座從其素願,永於鎮海寺供設。”[7] 圖6五臺山鎮海寺永樂院內的章嘉靈塔。
  章嘉國師曾留下遺囑不要保留遺體和建立金銀靈塔,遺體火化把骨灰及身像放在一個不大的銅塔里,安放在五臺山鎮海寺中。乾隆從其遺願,用七千多兩黃金製造了一座金塔,把章嘉法體安放金塔內,再將金塔安置在鑿好的四方石窟中,石窟上建大石塔。圖6就是五臺山鎮海寺永樂院內的章嘉靈塔。但乾隆沒有同意將章嘉遺體火化:
  “唯若照呼圖克圖所言,僅供奉其舍利,則斷然不可,故照班禪額爾德尼例,將其法體坐於靈塔,供奉於鎮海寺,設若一兩年內朕臨五臺山,亦可拜謁呼圖克圖之靈塔。”[8] 圖2供奉影堂中的章嘉國師銀質鍍金像,在他圓寂當月,乾隆帝就命造辦和為造其像,像高75釐米,國師鼻寬口闊眉目疏朗,神態莊重而慈祥,右面頰下有一小包,是其面相特徵,匠師精心塑出,此像採用了“銀間鍍金”技法,在銀像在帽子、面部、衣袖的花邊等部位鍍金,金銀兩色相互輝映,有獨特的藝術效果,這是紀年準確,形象寫實的珍貴塑像,乾隆宮廷藏傳佛教造像的代表作品。
  對章嘉的懷念之情溢於言表。不僅如此,他還將紫禁城內雨花閣東配樓圖7佈置為章嘉影堂,供奉章嘉的銅像、畫像、遺物,以表永久的紀念。圖7就是供奉影堂中的章嘉國師銀質鍍金像,在他圓寂當月,乾隆帝就命造辦處為其造像,像高75釐米,國師鼻寬口闊眉目疏朗,神態莊重而慈祥,右面頰下有一小包,是其面相特徵,匠師精心塑出,此像採用了“銀間鍍金”技法,在銀像的帽子、面部、衣袖的花邊等部位鍍金,金銀兩色相互輝映,有獨特的藝術效果,這是紀年準確,形象寫實的珍貴塑像,乾隆宮廷藏傳佛教造像的代表作品。 圖8章嘉畫像,畫心縱117釐米,橫61釐米。畫面正中三世章嘉,身著黃色官服。畫面上方正中為無量壽佛,左為大威德,右為祖師。
  圖8章嘉畫像,畫心縱117釐米, 橫61釐米。畫面正中三世章嘉,身著黃色官服,畫面上方正中為無量壽佛,左為大威德,右為祖師。畫面下左起為降閻魔尊,六臂永保護法和吉祥天母。像背面白綾題記: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欽命中正殿畫佛喇嘛繪畫供奉利益畫像章嘉胡土克圖……”
  圖9章嘉鈴杵。
  圖9章嘉鈴杵,在裝鈴杵的皮匣內壁貼白綾,圖10鈴杵盒題記,上書:“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一日,章嘉胡土克圖恭進利益銀靶銅鈴杵一分”
  這是在大師臨終前把他用的法器獻給乾隆以表感激與祝福。在他的遺奏中還為佛教界的人事安排向皇帝建言,可謂鞠躬盡粹死而後已:
  “黃教至為重要,小僧圓寂後諾們汗阿旺簇勒提木最佳。京城嵩祝寺等寺廟事務仍令劄薩克喇嘛格勒克納木喀等掌管。轉世靈童請由卻藏呼圖克圖前往尋覓。”[9]
  雨花閣的西配殿是六世班禪影堂,東配殿是三世章嘉影堂,乾隆把這兩位為國家做出貢獻的高僧遺像遺物供奉在宮內,世世代代紀念,表達對他們的尊敬與懷念,是發自內心的誠摯情意,因為這裏是皇帝拜佛之處,外人不能踏入一步的宮廷禁地。
  注釋
  [1] 《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
  [2]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 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277頁,民族出版社1988年。
  [3] 《清高宗實錄》卷1427。
  [4]、[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6]、[8]、[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參閱張玉《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圓寂前後》,刊《蒙藏之友》56期。
  [7] 《清高宗實錄》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五日。

 


備註 :